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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活动
奚洁人: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的担当与智慧
2014-08-24 18:05  

 演讲者: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奚洁人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一生充满传奇。

  他富有历史担当精神,始终充满革命热情,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同时,他思考和解决问题具有鲜明的战略思维特征。他自己说过,“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他运用辩证智慧,始终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领导我们解决难题,走出困境,开辟新路。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政治上、全局上着眼,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最核心环节,冲破种种思想障碍。他实现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创新,从而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这个过程不仅彰显了邓小平同志作为杰出政治领袖人物的历史担当精神,也体现出他的战略思维艺术和卓越的政治智慧。

  复出后的第一个政治亮相

  邓小平同志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同志再度恢复工作,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做事,是自己对党和人民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而不是做官。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他这样讲: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因此,他复出后的第一个政治亮相,就鲜明地显示了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高度的历史担当精神和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

  那么,做事从哪里开始呢?邓小平同志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觉察到,“两个凡是”是阻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实现拨乱反正的最大政治障碍。他还深刻地洞察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进而果断地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斗争为中心”的错误路线,及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充分体现出小平同志的战略思维特征:每临重大或复杂问题时,始终能把握问题的关键,在千头万绪中紧紧抓住决定性环节,从而力挽狂澜,扭转危局或开拓新路。

  其逻辑步骤是——第一步,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党中央写的信中就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并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两个凡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就不是真正的高举,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这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掌握了主动。同时,又将“两个凡是”置于损害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上。

  随后,他逻辑地导入了第二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全国性的公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式开始,并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克服了各种阻力,不断地引向深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文章中已有定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已有明确定论的基本理论为什么还有不同意见,甚至有阻力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因为它本身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是人们长期在“左”的思想束缚和影响下的思想僵化。

  因此,作为推动政治战略转变的第三个逻辑步骤,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站在政治和理论的高度,对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他强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同时,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因为,只有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打破思想僵化,勇于思考、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并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奠定了基础。

  领导党解决了两大历史课题

  在领导我们党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是站在国际、国内的全局和政治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的。这是他战略思维的首要含义

  30多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领导我们党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是站在国际、国内的全局和政治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的。这是他战略思维的首要含义。

  他曾反复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反复强调,正确解决这一历史课题,“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为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否定了党的历史,也就否定了党自身的合法性,否定了我们党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合法性。所以,当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文革”中召开的“九大”等是非法的观点时,他敏锐而坚定地回答:这样的意见“不能接受”。因为邓小平同志非常清楚,坚持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是坚持党的思想旗帜,它是事关党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方向和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

  其次,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毛泽东同志。

  一是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品质和毛泽东个人。他指出:“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是决定因素”。所以,我们既“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二是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三是强调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态度,尊重人民群众的感情认同,要考虑人民群众是否通得过的问题。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整个过程也显现了邓小平同志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智慧——

  首先是采用作“历史决议”的办法来统一思想。“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人们的思想比较乱。为此,像延安时期党中央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决议一样,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发表重要谈话。

  其次,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原则。他在审读稿子时指出,为什么“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还说“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特别是当他发现《决议》草稿不符合这两条原则时,果断地说:“不行,要重新来。”

  再次,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明确批评那种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说法,科学而智慧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就一下子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理由说清楚了,解除了人们的困惑,澄清了模糊认识。

  最后,强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要大处着眼,“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显然,对历史问题,从大处着眼,不纠缠于细枝末节,既是战略思维,也是政治智慧。

  在对这一历史课题的处理中,邓小平同志不仅敢于顶住压力,批评错误观点;同时,他又自觉地对党的历史错误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他坦陈:“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他明确表示:“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这种勇于担当错误责任的政治品格是十分令人崇敬的。

  “南方谈话”里的政治智慧

  这次谈话回答了三大原则问题:如何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更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什么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他在“南方谈话”中讲的“四个能不能”(即“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所考虑的深层次问题,就是我们能否真正避免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这实际上回答了三大原则问题:如何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更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什么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在如何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上,他的战略和策略是坚守原则、大争必辩,并智慧地处理了“争”与“不争”的关系。

  首先,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因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接着说,“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这就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强调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没有错,但执行中有不足,是改进和加强的问题。

  其三,面对否定改革开放路线的言论,他明确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由此强调,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更不能有两个中心。总之,“发展是硬道理”。

  最后,他针对改革开放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又提出了“不争论”的思想,并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旨在鼓励“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显然,这是在为发展而“争”,是“不争之争”,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强烈的政治紧迫感和绵里藏针、柔中有刚的智慧与风格。

  在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能不能更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他的战略思维特征是破解难题、找准突破口,并成功地运用“拆分与重组”的思想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主要障碍是长期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左”的思想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方式。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人们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是绝对对立的认识模式和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

  他先用“拆分问题”的方法,把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加以区别和分离,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再把拆分后的元素进行重组,实行新的结合和创新。他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认为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激发社会活力,又可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他还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方法,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他认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通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从否定低级阶段的共同贫穷到出现适度的贫富差距,再经过“先富带后富”和克服不适当的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在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一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战略理念是抓住根本、把握关键。

  对于党的事业怎样才能“万古长青”这样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而且关键在领导核心,只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其次,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要选好接班人,“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最后,关键在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且“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要坚持“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强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在当时那样一个国际、国内皆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小平同志牢牢把握住了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僵化的思维模式终被打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本次发言论文系上海入选“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作)

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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