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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回忆
"八一起义"前的3次九江会议——答贺伟同的《李立三庐山忆旧
2013-05-09 15:29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八一起义无疑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八一起义是如何决定的?从起义的提出到最后的决策,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些问题曾经困扰过众多党史工作者和关心这段革命历史的群众。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档案馆将一批有关八一起义的历史文献公开发行,许多专家根据这些历史文献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已经基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此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宣传工作也吸收了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并在1987年以后的历次陈列展览中反映了八一起义决策过程中一段史实:即1927年7月下旬前期,在九江召开过的三次会议与八一起义的提出、酝酿、决策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

  但是有人对这段已经有了定论的历史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有其他想法,仅仅根据转引八一起义当事人李立三同志多年后的回忆提出另一种说法:八一起义之前,众多重要的起义领导人曾经在庐山的仙岩旅馆里召开过一次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最早提出八一起义的会议,因此,庐山便成了八一起义的“策源地”。笔者在2003年见到某报纸上刊载这种说法时曾撰文否定。近日又在《党史文苑》2010年第1期看到贺伟撰写的《李立三庐山忆旧》(以下简称《忆旧》)宣传类似说法。为此,笔者再次撰文,试图讲清这个问题,同时希望引起争鸣。

  三次九江会议的召开和李立三邓中夏庐山会见瞿秋白

  八一起义从提出、酝酿到最终决定,期间有一个过程。根据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向中央写《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及参考其他文献和有关人员回忆录,可以确定八一起义前,曾经先后在九江召开过三次重要的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革命左派”的伪装,公开提出“分共”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迅速做出了用武装斗争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决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根据前一阶段的形势和众多重要人物的政治表现,一度有过争取在北伐战争中表现较“左”的将领张发奎的设想。当时张发奎统率的第二方面军因执行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命令,正好部署在南浔铁路沿线。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是争取同张发奎合作,把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带回广东,在广州起义。为此,中共领导机关一方面派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马回岭一带的第二十五师中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于7月19日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实地考察形势,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尽管就当时形势而言,举行起义已是中国共产党必然要采取的政策,但李、邓动身时,中央并未给他们准备起义的任务。

  李立三、邓中夏奉中共中央命令于19日动身离开武汉到了九江,接上关系,找到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后,于20日召开了第一次九江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等。会上大家反映张发奎态度日益犹豫和右倾,认为依靠他为领袖回广东的行动很难成功;退一步讲,即使能够联络张发奎回广东,下一步张发奎与汪精卫妥协,共产党势必又一次成为牺牲品。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决定一个独立的军事行动,即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来领导武装起义。会议决定将党所掌握的部队赶快集中到南昌,争取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一起行动,“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便是最早提出在南昌起义的由来。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将大家的意见报告中央。

  参加了第一次九江会议的叶挺在一年后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这次会议是谭平山召集的,会议内容和上面一段相同。不过叶挺讲到会上有人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起义,看来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因为叶挺又讲“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也参加了第一次九江会议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则直接讲到:“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会议结束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同已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瞿秋白完全同意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意见。李、邓得知瞿秋白即将去中央参加紧急会议,便委托瞿代表九江同志向中央汇报,请中央尽快批准。

  李立三、邓中夏在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后,邓中夏立即下山,通知山下的同志,李立三则还滞留山上。山下的同志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工作。23日,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立即来到贺龙驻地,把共产党计划举行起义一事告诉他,并征询贺龙意见。贺龙反应热烈,这使在九江的同志放心不少。在九江的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同志便急电李立三赶快下山,进一步讨论。

  当晚,在九江的同志立即开会,并急电李立三下山来开会,这便是第二次九江会议。会议讨论第一次九江会议来不及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会议讨论最紧迫的军事部署,提出把军队在28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并急电报告中央,请求批准。24日第二次九江会议继续进行,此时李立三也接到通知从山上返回九江,参加会议。大家对头天晚上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没有不同意见;在政治上决定以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党政军权的最高机关,反对蒋汪的宁汉政府和实行劳动保护法为起义的目的。对于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问题,会上谭平山和邓中夏认为:如果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可能会惹起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其他同志反对他们的意见,结果引起激烈争论,会议暂时对此没有做出结论。

  在召开第二次会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武汉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得知了瞿秋白转达的李立三等同志提出在南浔线一带起义的意见后,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都赞成这个意见,开始具体准备起义的各项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其任务是“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前委书记由周恩来担任,成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会议之后,周恩来当晚离开武汉,赶赴九江,担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

7月26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最新的任命和精神到达九江,马上召集九江的同志开会,这便是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完全同意举行起义的指示;随后转达了中央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的主张,平息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此问题的争论。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军事准备计划。会后,邓中夏带着拟定的详细计划去武汉向中央报告,其他同志则处理完紧要事情后,于27日齐赴南昌,开始了起义前最后阶段的紧张准备。

    《忆旧》中几处阐述不符合历史史实

    以上介绍了三次九江会议的基本过程和期间李立三、邓中夏上山会见瞿秋白的情况。可是《忆旧》中提出:“南昌起义就是李立三与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在庐山具体策划部署的”;《忆旧》还以转述李立三告诉家人和陈先喜之口说:“7月中旬,李立三等人陆续秘密来到九江,由林伯渠胞弟、时任九江专员的林祖烈负责护送上山,秘密住进仙岩旅馆。林伯渠的一位堂叔在仙岩旅馆当首厨。7月19日晚上,李立三等人借用这位首厨的厨房,将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窗帘封死,点着蜡烛,具体策划和布置南昌起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张太雷、瞿秋白、邓中夏、聂荣臻、林伯渠、彭湃、郭亮、叶挺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基本确定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起义的时间等,李立三在会上被推举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

  读了这段话,笔者和其他一切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都会问:作者转述这段话与李立三回忆时所讲的原话是否一致?李立三在庐山回忆起义经过时,旁边有没有人专门记录他的讲话?如果有,原始记录保存在哪里?如果没有,所谓李立三回忆八一起义的谈话出处又在哪里?可能有人会说,李立三的回忆是后来有关部门采访了接待人员追记的。那么,追记的时间是李立三讲话后不久,还是若干年甚至一二十年之后?总之,作者引用李立三的话作为文章的基本立足点,至少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李立三讲话的来历。退一步来说,即使《忆旧》确实是根据李立三的回忆写成,那么与23年后的回忆相比,李立三本人在起义后两个月写的报告应当有更高的可信度吧。

  《忆旧》中言之凿凿地确定“庐山会议”是7月19日晚上召开的。《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清楚地讲到,19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他们到了九江肯定先要接上关系,然后还要找同志们谈话,了解情况,从时间上讲,怎么可能当晚赶到庐山去开会?《忆旧》介绍的“庐山会议”还有众多有名有姓的出席者,似乎增加了“庐山会议”的权威性。其实,列出的一些人物恰恰反证了“庐山会议”的不存在。叶挺在起义一年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根本没有提及他到庐山开会的事情,仅仅讲了他在“七月二十号左右”参加一次九江会议。鲍罗廷此时即将离开中国,共产国际派了罗米那兹接替鲁易(又称罗易)为国际代表,此时鲍罗廷在中国并没有权力参与重大事情决策,他有什么必要出席讨论、决定南昌起义的会议呢?对此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八一起义前“这期间,我还上了一趟庐山。当时,鲍罗廷在庐山,叫我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同志。鲍罗廷所以找我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我们党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可见只有聂荣臻、张太雷、鲍罗廷三人在一起会见过,但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所谓的“庐山会议”。

  《忆旧》关于“庐山会议”的介绍中最缺乏历史知识的一句话是“李立三在会上被推举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是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领导南昌起义的机构,前委成员也都由中央指定。在庐山开会的同志——如果有这样一个庐山会议——有什么权力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与会的同志又有什么权利推举前敌委员会的成员?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可以说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缺乏基本的了解,对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写出的这种话恰恰反证了“庐山会议”不存在。

  结论

笔者认为,南昌起义前虽然没有召开过庐山会议,但李立三和邓中夏曾经上庐山同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他们的会见地点便在庐山仙岩旅馆的厨房,时间大约是21日的晚上。会见时窗户蒙上厚布,室内点着蜡烛,这种细节和气氛给李立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李立三在多年之后重返庐山旧地时,脑海深处的印象被重新唤醒。但由于时间相隔太久,事过境迁,他把九江会议的情节及与瞿秋白的会见两者搞混了,在回忆中讲成一件事,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转述者、记录者、整理者、复述者多年以后出现某些差错和增减,那就更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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