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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物
项英
2013-05-10 12:18  

                          

    项英(1898.5—1941.3.14),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历任平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后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

 

    早年经历

 

    项英(1898年5月—1941年3月14日),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湖北武昌人;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1920年曾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

 

    工人领袖

 

    项英同志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

  项英同志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6年秋起,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领导苏区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以教育为主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但受到错误的批评。4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建立红军中的奖励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南方游击

 

    抗日战争时期的项英同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抗日战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到武汉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达成协议。

  1938年春,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很短时间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接着,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视部队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一定的责任。

 

    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3月14日凌晨在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项英同志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在武昌为项英立了铜像,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个人著作

 

    项英同志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人物评价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史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有了改变。目前,尽管某些小说和文章还在贬低项英,但肯定项英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占主导地位。

  鉴于对项英的看法有争议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二十多年来,我查阅到直接或间接与项英有关的史料达数千万字。我特别珍惜皖南事变前形成与项英有关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项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皖南事变后形成的各种史料,我注意到当时形成的历史背景,注意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并不机械地照抄照搬。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秘密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多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的革命支点,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保存和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于,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即将与毛泽东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英自然也不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项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1998年5月13日,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作了重新评价,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对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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